冷战结束后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更增加了美国人潜意识中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与影响力。我们在全球独一无二的国际政治中心华盛顿跑新闻，有时觉得似乎是坐在“新闻”的火山口上过日子。下文摘自《华夏》2000年8月号，采访人张丹丹，被采访人臧国华。
张丹丹：从专业的角度讲，你觉得在美国当记者和在中国当记者有什么不同吗？
臧国华：在中国当记者比较注重记者的社会责任，比较注重自己所作报道的社会效应，当然也比较注意遵守和弘扬政府的大政方针，有时还会为了介绍和阐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专门采制一些特别的报道。在美国当记者当然也要讲职业道德，也要讲社会责任。但他们更强调民众“知”的权利和媒体的监督作用。美国的记者喜欢就政府的政策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当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了，民众才会真正了解以至支持这一政策。同理，美国的记者也喜欢对政府官员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过去在国内，常常听说某位领导人把西方某位记者挑衅性的问题给顶了回去，觉得领导人的政策水平就是不一样。来到美国后才知道，美国的记者无论向谁提问，在表示礼貌与尊敬的前提下，常常是什么问题越具挑衅性，就越问什么问题。已故的尼克松总统当年曾因水门事件，而现任的克林顿总统则因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案，都十分无奈地被记者问了许许多多“挑衅性”的问题。所谓的“挑衅性”问题，无非就是一些敏感的、可能会给答问者带来难堪的问题。这些问题经常恰恰是电视的观众和报纸的读者想问而又没有机会可问的问题。所以提问者往往受到新闻界同业和媒体受众的欢迎。而且如果答问者能把握时机，合情合理、又充满机智地回答好这些所谓“挑衅性”的问题。答问者同样可以意想不到地赢得民心与喝采。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美国采访，经常以能问出所谓“挑衅性”的敏感问题为荣。如果你的问题老是不冷不热，如果你老是顺着答问者的思路问问题，那观众与读者还以为你是被答问者安排提问的呢。
张丹丹：作为一名为中文媒体工作的驻美国记者，你在美国感受到的中美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美国媒体总给中国那么多的负面报道？
臧国华：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去白宫的时候，白宫的主人是里根总统，那个时候白宫和国务院的记者会上，美国外交政策上被问得最多的是美苏关系，而美国国会最关切的是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中国当时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至少也是个伙伴。十五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越来越成为白宫和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且是一个负面的话题。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指责与谩骂则更是家常便饭。北京在少数美国人眼中已经成为潜在的对手。
张丹丹：告诉我你最成功的一次采访是什么？
臧国华：今年四月美台军方代表不顾中方的抗议，又一次在华盛顿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举行秘密的年度会谈。由于这是台湾新领导人3月18日当选后美台首次军售会议，所以特别敏感也格外引人注目。外界尤其关注美国是否会同意向台湾出售宇斯顿级驱逐舰和第三代爱国者防空导弹。美方官员一向在公开场合对对台军售问题三缄其口。但这一次美台秘密军售会议一结束，我便在五角大厦独家专访了主导美国对台军售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洛科姆。请他就美国对台军售的政策，此次军售会议作出的决定，以及美国对台军售对中美关系以及内地与台湾关系的影响作出详细说明。这是斯洛科姆首次就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接受华文媒体的专访，因此受到新闻同业的普遍重视。我们电视台播出专访的全文后，内容被多家美国与港台报纸转载。至今仍有人问我是以什么手段让斯洛科姆接受专访的。1998年夏天，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电视台从华盛顿、香港和台北各派一组记者赴内地随团采访，由我担任前方总指挥。尽管我们人力和其他资源都相当有限．但是我们的报道却有声有色。从西安起，到北京，到上海，到桂林，再到香港，我们一路上都在报道上追求数量多、质量高、时效快、事实准、角度新。我除了采制大量的新闻外，还做了四、五场卫星联线与现场直播，独家访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杰以下多位美方高级官员，而且在克林顿离开桂林时制作完成一辑总结性的专题节目。就连克林顿在上海公开表示对台“三不”政策的画面，也是由我的同事独家拍到的。这次的报道工作受到公司的通报表扬。还有一次我在酒店的总统套房外面的走廊上碰到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总统。当他听说我是中国记者时，立即把我请到他套房的客厅里接受我的独家访问。这真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张丹丹：在你采访过的这些国家元首中，哪位给你的印象最深？为什么？
臧国华：我担任记者后第一次采访政府首脑是1983年9月在北京的钓鱼台独家采访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由于撒切尔的访问行程很紧，所以采访的时间订在半夜12：00。白天撒切尔曾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讨论香港问题，晚上则是出席国宴。当时撒切尔携一年前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大败阿根廷的余威，试图在香港问题上用主权向中方换取治权，结果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谈中被邓小平一口拒绝。撒切尔当天在会谈结束后离开人民大会堂时在台阶上摔了一跤。后来看到的外电评论说，这一跤从根本上端正了英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谈判的态度。记得那天半夜采访撒切尔时，一点也看不出她因为在白天的谈判中在气势上被邓小平镇住而感到任何沮丧。长时间的访问行程和时差也未能在她脸上留下任何倦意。她的双眼依然炯炯有神，手势与表情仍然风度翩翩。记得她仍强调英国的治理是香港繁荣的基础，但她并没有特别坚持用主权换治权的立场。采访结束时已经是凌晨0：30。我刚告辞，外面又进来一组记者。原来是BBC的记者在等待采访。想不到举世闻名的“铁娘子”工作安排这么紧，而且还这么尊重媒体。
张丹丹：我从电视里看到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常常有你向克林顿总统或白宫发言人提问的身影，你的问题大多涉及美国对华政策和内地台湾两岸关系。你是事先就准备好这些来提问的，还是在现场根据情况发挥的？你对总统或白宫发言人的回答通常都满意吗？
臧国华：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华盛顿，只要有我在场，我总是第一个举手提问。1985年我初到华盛顿之时，便在几乎所有的记者会上或新闻事件的现场积极提问，经常是争取第一个提问，这可以说是开了中国驻外记者的先河，因为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中国的驻外记者在记者会上仍喜欢坐在后排做笔记，而不是挤到前排去提问。记得当时有些美国同业戏称从我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我的问题一般都与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有关，因为这些是我们电视台和我们观众最感兴趣的议题，也是事关中美台三方切身利益的问题。一般来说，我在记者会上或新闻事件的现场所提的问题，都是即兴的问题。也许我大约知道我今天从这场记者会上想问出点什么东西，但是绝对没有把问题落实到文字上。这样如果我在提问后或者说别人问了同样问题后，我觉得答案不满意，我还可以继续追问。但是如果我做的是一对一的专访，那我就会拟订一份较为详细的采访提纲，甚至会拟订一些基本的问题，以免在问答时有任何的疏忽或遗漏。具体的问题却仍然依据被访者答问的情况随时增减和改变。有时我采访前的提纲上是五个基本问题，可是在实际采访中我却问了十五个问题。至于我对总统或白宫发言人的回答是否满意，其实他们回答的内容是否让我满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回答了我的问题。因为无论他们怎样回答都明示或暗示美国的政策走向，对我们记者而言，这就构成了新闻的基础，这就足够让我满意了。我们最怕的是故意不回答，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无米之炊”。其实在记者会上是很难问出美国政策的重大变化的。与我私交甚好的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有一次在我反复追问美国对李登辉访美一事的政策变化后对我说：“我知道你左问右问想问出什么东西，但是我只能重复我已经告诉过你的话，根本无法说出你想让我说出的话，因为你有你的工作要做，我也有我的饭碗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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